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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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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6 10:40:54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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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这样做的。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讲论儒学，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命立身”之地。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别于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可以称之为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这样的儒学，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
所谓“昨天”，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一段历史区间。那时儒学遭到了劫难，被妖魔化了。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学失掉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妖魔化成了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五四以后出现了两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吴虞、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掀起。不过，他们批儒影响力，远没有后来编写的教科书说的那么大。它的影响所及，极其有限，而且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胡适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判矛头，其实仅指向工具化的儒学，并非全盘否定儒学。李大钊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80页)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五四时期的批儒浪潮被人们夸大了，称之为“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乃是后人编出来的。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口号，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说过这么一次，并且没有用“打倒”二字。
第二次批儒浪潮就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把全体人民都卷入其中。这次浪潮的荒诞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居然把古代儒学创始人同当代阴谋家捆绑在一起批判，使人莫名其妙。这样的批判浪潮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人们仿佛做了一场恶梦，醒来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上文说到，对于儒学，可以从学理、工具、信念三个角度来把握，那么，儒学的存在空间就不能只是一个，而是三个：君主政体、家庭、心灵深处。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学是同君主政体伴生的，随着君主政体的废除，显然已经寿终正寝了；可是，作为学理的儒学和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并不是君主政体的伴生物，绝不会因君主政体解体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主政体废除了，可是家庭并没有因之而废除，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不可否认，儒学的确有作为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价值，可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价值，仍有发展空间。人们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同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有关。
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所谓“今天”，是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既超越了前天的神圣化维度，也超越了昨天的妖魔化维度，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率先从理性的维度诠释儒学的学者，当属张岱年教授。1980年，张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十点：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见闻；8、宣正名而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整旧典而开新风。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讲，时至今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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