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缯关彰显着方城的久远历史(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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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1 12:21:49 来源：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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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申、缯古国北部、东部、西部长城的通称，“缯关”是中国楚长城中申、缯古国封地北部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楚文王在自己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88年)冬天，率军“过邓，伐申”，将申之封地据为己有。之后，为实现“我有蔽甲，欲以观中国之政”的政治意愿，在申、缯古国封地北部、东北部，凭借伏牛山和桐柏山的天然隘口，依势构险，置关建塞，修筑长城、城邑，以阻塞“夏路”，与中原诸侯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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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文物保护所、南阳文物研究所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百余平方米，清理灰坑14座，出土有石器、陶器等一批重要遗物。在发掘报告中有如是记载：“此次发掘出土遗物中，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另有夹砂黑陶、红褐陶及部分泥质陶，制法为轮制、手制。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弦纹、云雷纹等，尤其重要的是在一陶片内壁发现有刻画符号，而在另一采集的陶器上有文字发现。器型主要有大口尊、夹砂罐、鼎、豆、花边罐、爵、器盖等。石器中有大量石斧及砺石。另外方城县博物馆曾在八里桥遗址采集到一件异常精美的石钺。从整体看，其文化特征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类型三、四期相似。八里桥遗址，其文化内涵非常单纯，但其遗物遗迹却十分丰富，这为豫西南地区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实际上，这也为研究缯国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2005年，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一步钻探，并对出土遗物进行整理。钻探结果表明，该遗址出土实物是夏商时期遗物，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文化内涵单一，但是内容却相当丰富。这种面积特别巨大的夏商遗址显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属于封国一类，而在八里桥遗址钻探考古和发掘中并未发现夏之前任何遗迹，而如此丰富且成熟的遗迹遗物显然不是本地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应为外移文化。这正好与曲烈受封于曾的史实十分吻合。
“另外是出土实物造型美，工艺精，等级高。”李迎年说，“八里桥遗址中出土的卜骨，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石钺、玉斧、圆柱形祭祀陶器座和白陶爵等器物，规格极高，工艺精美，这些文物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其遗物所表现的先进文化特性，是一般夏商遗址中所没有的。尤其是石钺，它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钺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后来钺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而方城历史长河里，在夏代没有人有这么高级别的记载，遗址的最早主人是曲烈。
2009年10月底，记者来到方城县博物馆，看到了这神圣的石钺，只见它呈豆青色，有玉斑，通体磨光，体为扁平近方形，平顶，两侧各有四个齿阑，弧形双面刃，刃两端上翘。
另外最关键的是，八里桥出土器物与偃师二里头文化联系密切。发掘简报中所指出的八里桥遗址总体文化特征上与偃师二里头三期、四期面貌相符合，应是受偃师二里头文化影响，并从中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与曲烈受封，受偃师地区夏代文化影响较大有直接关系。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考古分期看，也与缯国时代相吻合，就整体而言，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夏王朝自禹开始，至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其间，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传位长子予，予已是夏代第七位国君，次子曲烈封于缯，其封地所反映的文化时代应为夏中、晚期，方城八里桥出土器物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特征与曲烈所处时代相当。另外，少康之前，由于后羿、寒浞之乱，生产力遭到破坏，反映到夏代文化中必然以分‘期’为明显标志，由此推断，第七代夏王予所处的时代文化遗存应定为偃师二里头三期。”李迎年说。
现在已知的史实是缯为夏代的方国，曲烈是缯国的始封国君，而方城地理位置优越，“南襟湘汉，北引河洛，东挟江淮，西胁武关”，为中原战略要地。有“方城肇于春秋，在《禹贡》豫州之域……《禹贡》豫州之域本夏禹之国”，“殷商革命，诗称‘九有’，因夏之制，无所变更”等记载。
这些与楚长城大关口的缯关遗址等相联系，就成了一种必然——缯国原始封地在方城。实际上，这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97年7月1日，中国长城学会、中华全国集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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