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佛陀头像，约创作于4或5世纪，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巴基斯坦的哈达地区，后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线条匀称、自然柔美，既富于希腊风格，又不失东方韵味，被称作“东方的阿波罗头像”。

    ▲王子菩萨像，约创作于公元2世纪中叶，现藏巴黎吉梅博物馆。表现尚未出家的悉达多太子的形象，高贵的气派、俊雅的姿态和豪华的服饰，酷似贵霜王子。 

    亚历山大东征与贵霜人西进，在时间上相差几个世纪，但是当他们的脚印在印度河流域重叠，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汇点出现了，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相遇。

    ■从“天竺”到“印度”，不仅是翻译问题，更牵涉到复杂的历史

    中国古籍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书中将“印度”称为“身毒国”，而至唐代则多称之为“天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从今正音，宜云印度。”

    玄奘将“天竺”正音为“印度”，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是依照梵语，其实并非如此。天竺、身毒、天毒、贤豆等都是波斯语“Hindu”的同音异译，波斯语中的Hindu是从梵语的Sindhu变音而来，而希腊人又将波斯语变音为Indu。这个词的本意是“信度河”(即印度河)，后来则延伸为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流经的国度。从正音的角度看，玄奘依据更多的应该是Indu而不是Sindhu。从“天竺”到“印度”，看似中国古代翻译中的问题，实则牵涉到复杂的历史问题。

    无论是对玄奘还是对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来说，“印度”一词指代的实际上是印度河流域(以今日的巴基斯坦为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是很不相同的。

    印度的东、南、西三面是大海，北部是雪山，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只有西北部有一处低的缺口，古代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从这个缺口进入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如此，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也都是如此，我国的玄奘亦然。

    继雅利安人之后侵入印度河流域的是波斯人，在大流士执政期间(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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