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其地为诸邑冠，应接倍繁，官斯土者，每勤于应对周旋，而案牍或委之幕宾，乃力返其辙，悉手自披阅，如在介时。三年无留牍，刑为之措。”
同治十年(1871)，左宗棠任山西巡抚，奉请升知府。光绪元年，补授安徽宁国知府。“履任五日，而有建平教堂之案。公声色不动，出以持平，民教皆帖服。旋又以土著与客民交閧，将为变。有议请省会发兵者，公不可，曰：是因乱而愈扰之也。乃立拘两造到案，剀切剖谕，欣服，至欲醵金制匾，盖以致颂。公谢之曰：‘尔曹各相敦睦，不生事端，即所以报我，不在外观之饰也。’土客皆感叹而去。”安徽建平教案，及土著人与客家人的斗争，史俱缺载，可补近代史之缺。
光绪八年(1881)，当时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以晋藩库欵，自道光二十八年后(1848年)，从未清理，端绪庞杂，思所以理而治之者，莫如公。复请于朝，调公往。”“时军务甫平，劳来安集，所待以举者既多”，“且盐池(解盐为中国四大盐场之一)之利为晋中根本，乃兼委以善后营务、盐法各事。”对这三大任务，高崇基“俱克尽厥职”顺利完成。光绪九年(1882年)以候补道署(代理)布政使。高崇基“用人理财，皆殚精竭思，审慎至再而后发。”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张之洞“倚之若左右手”。光绪十年(1883年)，由河东道，升任按察使，翌年又升布政使，连升三级，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回任后“公益黾勉，巨细必亲，甚至漏下犹未就寝。”工作十分勤劳。
光绪十二年(1885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调高任广东布政使。广东珠江沿岸农家，也有类似汾河沿岸无地纳粮的情况。他将介休成功的经验，用于广东，收到更大的效果。“粤之近江沙田，水至则江，水落则尽为膏腴，富绅攘有其利而税多不输，官府欲止之，无如何也。公至清丈，法如介休之河田，而每年升科多至数十万，藩库赖以不匮。”张之洞将此事上报朝廷。解放后所编的近代史籍中对此有所记载。
在广东高崇基十分注重整顿吏治，培养管理人材。“粤地风俗侈靡，藩库度支浩繁，或入不敷出，所恃者转以厘金为大宗。亲其事者，动视为利薮，且因缘为奸。公洞察其隐，严定比较章程，汰各厂陋规而增局员薪水，以养其廉。公别黜陟，严而不苛，积习为之一变。”在任布政使期间，正值中法战争，他在广东稳定财政收入，对这次战争的支持起到一定的作用。张之洞在山西、两广取得政绩，高崇基是有一定的功劳的。
高崇基为官三十一年，由县令逐步升到巡抚，是清末一个少见的清官。清朝末年，我国封建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官吏腐败风气不堪言状。官僚贪污的钱财，必在其家乡建府第、置田产。所谓：“一任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是妇孺皆知的常事，何况一个封疆大吏！他为官勤政廉洁，到去世时像一名穷读书人，连一点积蓄都没有。而高崇基所任官职，皆是实权在手，特别是曾任山西、广东两地布政使，那里是清朝最大的“肥缺”，贿赂动辄万两白银。高崇基“及其薨也，官署无箧衍之蓄，萧然幞被，不异儒素，无论官与绅，识与不识，见之者皆为酸鼻”，“黄童白叟，皆传口碑”。他关心百姓，公平、公正地断案有“民情爱戴，颇著循声”的好评；他注重文化教育，在安徽“重建谢脁楼，延郡中文士，觞咏其间，而亲课书院生童，且增其膏火，以资鼓励”；他注重吏治，政声非常好。张之万(张之洞的大哥)在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反复推论欲求一间而不可得，其亦可为一代之完人矣。”他同时代的人写过一首诗：“晋野皖山志荩臣，瘴雨蛮烟庆生辰。反复推论无一间，张公深许是完人。”今人对高崇基也有评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任所长、离休干部赵地先生在墓志铭的跋中称：“高崇基一生，以身作则，‘俭以化俗，清以持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清官，可与康熙朝之‘天下第一廉官’于成龙媲美。而腐败透顶的慈禧王朝不可能表扬一个清官，否则益彰其丑。谓余不信，请看寓居天津各租界，北洋军阀时，下野省长之豪宅。(待续)
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