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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冬至大如年，
贺节纷纷衣帽鲜。
毕竟勾吴风俗美，
家家幼小拜尊前。”
勾吴即泰伯建立的勾吴古国。诗歌直接道出冬至如年的风俗，又是衣帽焕然一新啊，又是晚辈敬拜尊长啊，这岂不是年的庆典模式么？诗歌说得从容，冬至如年似乎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相传”。但十口相传为古，在民间口头传承的历史中，冬至节庆规模之大、地位之高、享祀之隆俨然如同辞旧迎新的年节。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习俗渐渐风化消隐了，只留给我们一些远古的蛛丝马迹期待联想。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吴中岁时杂记》记载道：“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好友各以食物相馈赠，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迭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日必归婿家。……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谣。”
冬至日如此醒目的位置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仍得到全民性的保持和记忆。官民同贺的节庆记载随处皆是。周密《武林旧事》：“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中华风俗志·江苏仪征》：“十一月冬至节，……设家宴，亲戚相贺，与元旦一例”；《江南志书》记嘉定县风俗：“冬至，邑人最重，……官府民间互相驰贺，略如元旦之仪。”
在这些星星点点的历史文献中，在前人一再描述的文化惊奇中，我们似乎有着远远眺望的轮廓感，对冬至节的形象突然有所悟并产生新的构型。因为这些话语的字里行间弥漫开来的，或许就是在历史烟尘遮掩的往昔中，冬至或多或少曾有年的意味；或者在我们今天未曾开掘的某时段的文化层中，冬至节曾焕发过年节的辉煌与尊严。
三
果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笔者找到了一丝线索，远古的冬至确乎被认为是一年之中颇为特殊的节日。
《周礼》中有“祀昊天上帝于园丘”之说，注谓“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淮南子》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记载。如此这般的朝贺享祀规模与级别，无疑引导着我们的思绪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延伸开去。
据《史记·历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分别以现今农历的正月、腊月、冬月为岁首。联想到周代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新年会叠加在冬至节上吗？而《诗经·豳风·七月》所描绘的周人在田禾丰熟之后庆祝狂欢的场面“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后，不就是十一月开始过年了？那可是冬至所在的时间啊。“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令我们感受到了年节的狂欢热闹与庆贺祝福的味道。从历法上说，向前一点，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向后一点，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依然，那么，冬至节是否就裹掖在周历的那个岁首之中，而曾经享受到辞旧迎新的殊荣呢？清人蔡云一首七言绝句《吴觎》更是透出了尘封于历史的深层信息：
“有几人家挂喜神，
匆匆拜节趁清晨。
冬肥年瘦生分别，
尚袭姬家建子春。”
诗句是说挂喜神祀祖拜尊的民俗活动热闹异常，那隆重规模似乎大于元日年节，弄得有点冬肥年瘦的味道。末句是说这原也正常，只不过重温历史的记忆，沿袭周代的年节罢了。可见周文化的民族记忆是多么深沉。后来，司马迁等制太初历，仍从夏历，以正月为岁首。于是冬至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似乎边缘化了。但在大众的集体记忆中，过冬至仍是那么温馨，仍是过旧年，人们仍要拜贺走访，仍新衣美食，在历史性地淡化中仍保存着那感觉，那仪式或浓或淡地惯性地延续着。
倘若向前追溯，更有惊喜出现。据《封禅书》载：“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这就是说，黄帝时的己酉年元旦正是冬至，是“得天之纪”，就以冬至为元旦，天地轮回以此为原点，“终而复始”了。后人看重冬至，隆重节庆，不只是“尚袭姬家建子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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