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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以她的真诚、自然赢得了“一代文学”的盛誉,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是元曲中的一朵奇葩,自大德(1297-1307)年间走上舞台后迅速风靡剧坛,七百多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誉之为“花间美人”,元末明初贾仲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评价,更道出了王《西厢》的非凡成就与历史地位。所谓“花间美人”主要赞叹《西厢记》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优美,而这位花间美人所蕴含的风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厢记》的风情之美,表现为对生命张力的情感认同。《西厢记》对生命力的肯定与提倡,具体说就是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两相结合的肯定与讴歌,这种肯定与讴歌,不能不说有草原文明的滋润与哺养。自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步占据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较于程朱理学,蒙古贵族其时所体现出的草原精神,则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那就是敢于真诚地直面生存、直面欲望,少虚伪,少造作。成吉思汗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史集》)。
王实甫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但他深刻体会到草原文化中那种作为人的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这种生命力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唤醒且成为“一代文学”元曲的主旋律,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彼此交融结合后开出的绚美之花。王实甫以他的生花妙笔,在《西厢记》中热烈地讴歌与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曲中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曲词,不但如此,王实甫还从文学角度描写了青年男女两性美好的结合。郑振铎《文学大纲》指出,此前的小说、戏曲,“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可见《西厢记》的伟大与创新。
二是《西厢记》的风化之美,表现为对亲情伦理的理性尊重。强调人伦关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西厢记》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斗争,但如何处理矛盾、如何斗争,先进如何改造落后,则是是否构成和谐的重要标志。
草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活力,但其野蛮性、落后性也时时得见,汉文献所载之“烝母报嫂”(和母辈嫂辈的乱伦之行)等,都很原始也很低俗。对两性爱情,王实甫很开明;对人伦礼节,王实甫则很重视,这是他对中原文明的提倡与弘扬。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是所谓养育之恩难报。因此,观念正确也罢、错误也罢;进步也罢、落后也罢,子女对父母首先要存[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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