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画像。资料图片

    东汉末年，皇室暗弱，宦官、外戚倾轧于朝中，军阀、豪强争战于四方，鲜卑、匈奴、乌丸、西羌等游牧民族连年侵扰于边境，黄巾、黑山等农民起义军揭竿于内地，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形势危殆。正是在这种极端险恶的时代背景下，曹操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才干，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南征北战30余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强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基本平定和统一了北方地区，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平乱致治的超世之杰。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是社会财富的集中表现，那么在小农经济社会，土地就是财富的集中表现。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尖锐地指出，东汉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述当时脚下无寸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曹操的《蒿里行》诗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可见老百姓的贫困惨状。豪强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大量流民，这种贫富两极分化是东汉未年社会剧烈动荡的根源。说曹操是一个平乱致治的超世之杰，一个主要理由是他顺应历史发展和民心，始终一贯地裁抑豪强。曹操在洛阳尉任内，“不避豪强”；在济南相任内，以裁革赃吏而著名；取得政权以后，仍继续不断的抑止豪强。曹操用国家机器矫正东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得上是态度果断，措施得力，效果显著。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称得上是雄才大略。

    曹操与袁绍的战争——官渡之战，是曹操能否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一次决定性战争，这一场战争不仅是二支敌对军队的决战，亦是二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这场决战中，曹操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主张专制统一集权的一方，而袁绍代表东汉以来传统的门阀世族势力。袁绍的出身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世家大族，有“门生故吏遍天下”作政治上的凭借，在《魏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中，都说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所以袁绍是当时世族的领袖。袁绍在冀、青、幽、并四州的统治，是使“豪强擅态，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在《魏志》《王修传》亦称：“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