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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绞杀士人精神(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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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9 14:45:04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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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已经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从这句话里感受到那种超越权势、富贵的理想化的洒脱。
在评价中国圣贤文化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曾说：“我们平心而论，圣贤们所想像的世界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不能实行。”之所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表现出的洒脱是理想化的，是因为：“穷”，实在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正如孟子自己所讲的：“无恒产者无恒心”，自武士蜕化成文士之后，除了出仕做官和给做官的人当幕僚，百无一用是书生，“肩不能担，背不能负，一旦失业便无他技可以自活”(顾颉刚语)。所以，孟子在强调“道”的同时，又对士人是否出仕的“就”与“去”制订了一个更符合现实的“三就三去”的规范：
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之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关于这“三就三去”，余英时先生是这样说的：“事实上，孟子最注重的只是第一项的去就，即‘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与否。第二项已经是面对当时的现实，在原则上打了折扣，不过仍希望保住士的起码尊严罢了。至于最后一项则根本谈不上‘就’。接受君主暂时的周济，以免于饿死，终究还是要‘去’的。”
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他说“孟子最注重的只是第一项的去就，即‘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与否”，这自然是不错的。试想，君主不仅“迎之致敬以有礼”，而且言听计从，你说什么是什么，不仅是孟子，所有士人都希望真能这样。可是，即使在士人炙手可热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也并不多见。而余英时先生认为，“至于最后一项则根本谈不上‘就’。接受君主暂时的周济，以免于饿死，终究还是要‘去’的。”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士人是别无选择的，往往是你“就”也得“就”，不“就”也得“就”！至于“去”，除了“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直至饿死之外，则根本无处可“去”！特别在皇权专制确立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能“去”哪儿？你敢“去”哪儿？
士人的希望是与统治者签署一个“就”与“去”的君子协定。先秦的君主王侯还多少有些君子之风，“道理”勉强还说得通。可越是到了后世，掌握政权的人越野蛮，结果就成了士人以贵族精神与流氓地痞订规则、谈价码、讲条件，士人约束了自己，却无法约束最高权力。
皇权专制对于士人气节与精神的伤害是致命的，所以自孔子开始，中国的正统儒士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的“道统”限制皇权的“政统”，结果自然是一次次的失败。
关于儒家的“道”及其“道统”，大约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费孝通先生看得比较明白：
实际执政的系列——政统——和知道应该这样统治天下的系列——道统——的分别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和西洋中古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分权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
……耶稣的确用一种“权柄”做一些“事”，因之在大家要做事的领域里，上帝和该撒(今译凯撒)最后还是会冲突的。冲突的结果是一个克服另一个。在儒家道统是一个“理”，一个应当这样做的规范，一个依着这样做能王道天下的路子，并不是“事”，因为按不按理做和有没有理是分开的。事归政统，而理归道统。
这也就是说，儒家道统对皇家政统的“规范”是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所以，为了推行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王道，孔子是四处游说，积极出仕的。据《史记》记载，他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孟子》当中也有“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的说法。结果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但是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别人眼中却是：“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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