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廉租房和民国廉租房不一样的是，在五代和宋金时期，政府一般不直接兴建廉租房，而是在居民租住公房的期间内，或定期或不定期地减免部分房租。

    如《册府元龟》卷492记载，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农历九月，开封府闹涝灾，朝廷下令免除京城内外公房租户一个月租金。

    《宋大诏令集》卷186记载，宋徽宗政和八年农历九月，豫东受灾，朝廷下令免除京东诸县公房租户房租，直到赈灾工作完成为止。

    《三朝北盟会编》卷63记载，宋钦宗靖康元年农历十一月，朝廷听说金兵要渡过黄河，怕民心动乱，特下旨免除全国公房租户一个月房租。

    《金史》卷49记载，大定二年山东受灾，尚书省通令山东西路转运使，减免山东公房租户一个月房租。

    从夏商到民国，历代政府手中都掌握有大量公房，这些公房或用于公职人员办公，或用于朝廷赏赐，或出租给无房户以收取租金、补贴财政。一般来说，租赁公房也好，私房也罢，凡租房者都以低收入者居多，政府向其中的公房租户减免房租，其实就等于为他们发放补贴，所以这是一种既便利又实惠的住房保障。

    既然租赁公房可以经常享受到减免房租的好处，公房也就成了稀缺资源。稀缺资源必有竞争，很多无房户都来申请，究竟租给谁，不租给谁，需要公职人员做好选择。从理论上说，既然公房租赁是推行廉租房政策的主要渠道，那么就应该把它们租给最穷最需要救济的无房户。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旧中国，那些拥有拍板权的公职人员更有可能把公房租给有能力向他们行贿的人，然后这些行贿者再加价把公房租给真正的需要者。这样一来，廉租房的受益者就不是低收入的无房户了，而是高收入的无房户，甚或高收入的有房户。于是廉租房政策开始走偏，本来应该合理调配公房资源的分配集团变成了一个分赃集团。

    明代北京有位名叫沈榜的官员，他曾在宛平县推行过类似廉租房的政策，其结果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真正受益者“强半贵有力者之家，否则富商大贾寄寓转售”，“彼所谓土著小民，曾不得置足百一。”其中病因，大概不在于廉租房政策设计得不够好，而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配套制度：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

    事实上，只要没有这样的配套制度，任何一项美好的住房政策最终都会走偏，任何一个自律的分配集团最终都会变成分赃集团。这是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