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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近来读《张之洞年谱长编》，那里面也提到这件事，还说到当时的权贵们对此事的态度。我想，这也许有点趣味，摘一点供读者看。1900年11月8日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电报中说：“十一人全诛，断办不到，且亦不可……若各国嫌办人太少，或设法将已死者凑数，刚戮尸，徐桐、徐承煜、裕禄迫夺，崇绮撒恤典，谭文盛重办……则合计已有十余人，或可搪塞。”这“搪塞”之法，也是几位大员都同意的，但不行。再说那位赵舒翘。张之洞以为：“论英(良)、赵情节本轻，乃欲一律论死，实太不情。英……并无纵匪攻使重情。赵查办拳匪仅两日，颇有解散，回奏亦称拳为邪术不可恃，更属冤抑。启、徐平空添出，自行拘禁，大失国体。”可见那时张之洞等人，还是以国体为重，而且看重事实，不主张事事听从洋人，无故杀戮大员。2001年2月6日又有一电云：“赵舒翘一员，似乎拟罪浮于情。此等重案，关系国家全局，必须核实方能有所劝戒，众情自觉允服。”这时候只有那个袁世凯意见不同，但表述有力。张有一电文曾引袁的话说：“时势危迫，但知保宗社，安两宫，诸人即有冤抑，亦不暇顾。”这算什么话呢？这样说来说去，时候已到，张之洞电云：“惜明旨已发，不及救矣。”赵舒翘就这样被处死了。1999年8月周劭先生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说，赵舒翘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官，有著作，名《提牢备考》，是关于清代刑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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