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早有定论：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查禁鸦片的大英雄，对于鸦片的害人，林公深恶痛绝。这一点，凡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刚刚读到的一则书摘(作者冼波：《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却给出了一个与此前说法颇为异样的信息：鸦片战争五年后，即1847年2月，林则徐在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却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引自杨国桢著《林则徐传》第433页)
咦呜吁，读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几乎令我窒息。
但我久久思考之后，却以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我想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那种社会氛围。在那种社会氛围的裹挟之下，英雄自有英雄的无奈。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在对待外来物的问题上，晚清以降，中国的统治阶层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一，反对。并且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因为担心这个外来物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或既得利益。二，反对不成，找个理由接受。只是，这个理由一定要冠冕堂皇，比方说我们古已有之，且比他们外国要早了多少多少年。三，之后，将外来物慢慢同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以后就真的当作了自己的东西。
由于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总是带有一种伪爱国主义的色彩，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巨大的裹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鸦片问题上再次发挥了作用，于是鸦片战争后30年，即1872年，上海《申报》发表文章，主张弛禁鸦片，广泛种植。此议一出，朝野上下竟然无人反对。两年后(1874年)，李鸿章上奏同治帝，说“既不能禁英商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不食洋烟”，那就不如开禁，允准中国人种植鸦片，从而自种自食，以防白银外流(每年外流约二千数百万两)。结果是清廷准奏。这样一来，仅仅几年，中国土烟的产量就超过了进口洋烟。于是，白银的外流倒是因此得以制止，但随着土烟的广泛种植以及烟价的迅速降低，吸食鸦片的中国人不但没有减少却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那么就是说，当初道光皇帝的严禁鸦片，其主要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防止鸦片害人，而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则可令国库空虚，危及大清江山社稷……是这样的吗？而林则徐的查禁鸦片，其主要目的亦然……是这样的吗？
当然了，禁了鸦片防止了白银外流，捎带着也就防止了鸦片害人，应该说也属不错，但因为动机有异，目的不同，那么，预后的结果自然也就一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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