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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头上斗笠，歪戴斜戴，把脸面给掩藏起来，笑嘻嘻地走出店子，“賡笠掩额而出，欣欣然自得也。”
文声人不在，名气闲谈中。著书做文，如果不是专门给开研讨会，也有人在那里谈他论他，这不是一件挺高兴的事情吗？褒贬其次，能够进入闲谈话题之中，就可让人高兴，何况还有叫好的呢。与焦循一起吃饭的老农，看到焦循那高兴样子，笑说，你是不是只听到那个夸你的？没听到另外那个骂你的？“子喜人称誉耶？而其一人诋毁也如何？”焦循说，你说的恰恰相反，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那个批评我者，批得相当准确，他给我所指出的问题，正是我研究未及之处，所以才这么高兴啊，“乃历举无一及之，所以喜也。”
当时焦循所着的是一部史论，是一部什么史论呢？现在不知道了，因为他一回来，就把那部书一把给烧了，“归而焚其稿。”焦循的学生看到老师把书稿烧了，特可惜，特费解，忙问因由，焦循就说了饭店之遇，其学生还是不解，隆之毁之者，在在皆有，岂能因有毁誉而焚书？焦循说了：我写的是一部史论，专门论古人得失的，没有论到的处，怕谬种流传，害人啊。这誉我毁我之两人，与我生同一朝代，相隔只是几十里路，对我的情况应该很清楚了吧，却都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古人隔我百年千年，我哪能实事求是去评价他们？“与生同时，共居数十里之中，而未能得余之实也。余生古人后，又乌能知古人之实而称誉之，指摘之乎？吾恐吾指摘之古人，不以为愧而转自得也。”
焦循所谓同时代人不知人之实就不能评价时人，其所谓后时代人不知古人之实就不能臧否古人，这观点未必对，若全部按照这一标准，那就没法进行学术研究了，没谁敢搞史论了。然则，焦循对学术研究的慎重态度却是学者所不及的，他之所以焚书，恐怕不是时人不能评时人、时人更不能评古人，而是所论所评不准确吧，他觉得他的史论禁不起检验，所以才自己放火，不让谬种流传。
文人都喜欢敝帚自珍，不管水平若何，都想刊布发行，但其中自焚其书者，也偶有所闻，比如曹操，张松到曹操房间读了曹操大作，一口气背了下来，曹操疑心自己是“抄古人之作”，就把其著作丢了火盆；听说钱钟书因“悔其少作”而也曾“举秦火”；曹操本来就不想以著作名世，自然也就不想以著作坏名，而焦循者，而钱钟书者，都是打算依靠著作赢取身前生后名的，却为什么如此自轻呢？
也许为的是“名”吧，名利人人都谋，可名与利往往都是不可兼得的，名一沾利，就坏了。焦循撰著作，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与工资福利奖金挂恥，他不在乎著作之有无，在乎的是著作之优劣，以优者传世以留芳，不以劣者传世以遗臭，钱钟书也可能是这种著作心态吧，真正的大家都可能是这种著作心情，也只有而且必须是这种心情，才成大家吧。嬴政把他人的好书给烧了，其“焚书事业要商量”；焦循把自己的烂书给烧了，这事，可以不要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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