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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从解读宋代天书开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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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2 12:05:05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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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发展和技术，只有日本学术界开始注意中国，其中著名者有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梁思成认识到：中国人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192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梁思成决意再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以“中国宫室史”研究为名申请攻读博士学位，从此矢志于中国建筑的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濒临危险，朱启钤觉得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仅凭借中国营造学社中的一些版本学家和文献学者的考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援引专门的人才和现代科技手段才能使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引进建筑学的专门人才成为这时候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关键。
于是，历史的机缘选择了梁思成。这一年，已经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年轻教授梁思成不满于校方行政领导的无理干涉，加之林徽因身体不适需要回北京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治疗，夫妇俩回北平住在北总布胡同休养生息。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赋闲期间，朱启钤通过梁启超请梁思成帮忙设计一套自行居住的四合院。梁思成很快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在建筑设计创作中，除了保持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之外，还在门窗及内饰中增添了西方古典建筑元素的有益成分。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深得朱启钤的赏识，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询问梁启超，中国营造学社正缺少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才，梁思成是否愿意加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踌躇满志，得此消息，欣然应允——这不正合他们的心愿吗？何乐而不为呢?而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毕业于东京高等专科学校建筑科、身为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的刘敦桢，也正在寻找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位作为依托。于是，继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次年刘敦桢也如愿加入。
梁思成、刘敦桢不约而同地先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于朱启钤来说如虎添翼。于是，朱启钤任命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为文献部主任，一主二辅、三足鼎立的稳健的学术组织架构初步形成，中国营造学社自此开启了真正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术征程。
抗战前记录大批古建实物终奠定中国古建研究根基
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营造学社同仁按照朱启钤战略思想与研究计划，运用田野调查、现代测绘、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南北腹地开展了广泛而细致的建筑遗产保护与研究实践工作。仅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的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1898张。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基本上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代至清代的轨迹，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建筑历史上一些珍贵的古建筑遗存，如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应县木塔、嵩岳寺塔等都是在此时发现与测绘的。
自抗日战争爆发至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按照朱启钤的学术思路，朱启钤坐镇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辗转于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继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相对于前期成就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营造学社因为战争和经费拮据的影响，田野调查与实地测绘工作难以完成，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学术著述上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清式营造则例》、《工段营造录》、《营造算例》、《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经典学术论著均在这段无比艰辛的时期成书、出版。
这些论著和相关研究基本上厘清了自汉代至清代古建筑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自北魏至清代的建筑实物资料。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戴念慈将朱启钤所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功绩归结为以下五点：“首先它把中国传统建筑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编写了大量质量高的资料和文章，这是第一大功绩；第二个功绩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才，这批人才现在还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骨干中坚分子；第三个功绩是中国营造学社治学方式方法的影响深远，这方式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第四个功绩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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