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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人生观与生死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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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8 12:20:2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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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到了《史记》里，司马迁将其改写为：“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种改动，分外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旨在借题张扬他的忍辱发愤的思想。
司马迁倒过霉，受过极大的痛苦与侮辱，这件事“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更大动力，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感觉到。司马迁甚至由此把这种情绪推衍到极限，说一切伟大的事业通通是倒了霉的人干出来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所表现的情绪，也许有些偏激，但这种思想情绪对于后世的影响，却是很重大、很积极的。它给了旧社会一切受打击、受迫害、受侮辱而怀才不遇的人们一种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范例。后世文人们在创作上有一种说法叫作“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于仕途不幸者的一种宽慰，同时也反映了一种逆境中自强不息，从而使坏事变为好事的常见事实。司马迁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异常宝贵的。
司马迁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如鸿毛
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因此在生死关头必须慎于抉择，既不能无原则地苟且求生，也不能糊涂一时地随便轻生，司马迁通过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向我们揭示了这方面的人生哲理。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维护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说的是生死观问题，可惜读这篇文章的人们对此往往不太注意。蔺相如威折了强秦，这当然好；即使蔺相如在这种场合被秦王杀掉了，其死也是“重于泰山”。屈原屡遭打击迫害，有志不获伸，最后在君昏臣佞，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他不愿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于是投汨罗而死。这种死是令才人志士为之痛心，为之丧气的。但是这种死可以激起人们对于昏君佞臣的愤恨，可以引起人们对于更广泛、更深层的许多问题的深思，可以树立起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人格。司马迁为此歌颂屈原说：“其志洁，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也果然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歌颂而与日月争光了。
但司马迁同时认为，在意义不大的时候，人决不应该随意轻生，绝不能动不动就“豁出去”拼命。为此，他赞成韩信的忍受胯下之辱；他赞扬伍子胥的弃小节，背父兄，去国远逃；他也肯定季布的东藏西躲，甚至给人当奴隶以逃避刘邦的缉拿。
司马迁赞赏这种人，自己做的也是这种人。当他触怒汉武帝，被以“沮贰师”与“诬上”罪名判处死刑时，他忍辱含愤地自请改判了辱没族门的宫刑，其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命来以图完成他那部正在写作中的《史记》。司马迁最终挺着活了下来，完成了他的历史名著，博得了古今中外一切世人的敬仰。如果司马迁当时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死了，历史在当时就已经给他画上了句号，那今天谁还会议论他与汉武帝谁是谁非的这桩历史公案呢?
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二者的矛盾怎样统一呢?其取彼舍此，与取此舍彼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与其兄伍尚的一段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的名义派人来叫伍氏兄弟回去，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伍子胥说：“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于是二人分别作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被擒回去陪着父亲死，一个杀出重围逃到吴国去了。在这里他们所考虑的就是怎样做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不必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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