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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人生观与生死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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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8 12:20:2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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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如何的大逆不道；日后不能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
这一来也就清楚了，司马迁并没有给人规定什么问题就应该死，什么问题就应该忍，他是要求每个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要衡量客观形势，也要考虑自身的具体条件。其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四句话。司马迁的这个标准比历代儒家所规定的限制人们的教条要合理得多，民主得多，因而也更有价值得多。比如，后代儒家常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就引导一些妇女在受到强人侮辱时，纷纷自杀，而历代统治者也一味表扬这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只有唐代的谢小娥和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蔡瑞虹等少数几个女子行动起来了，她们在受辱之后没有死，而是运用她们的智慧勇敢，坚决斗争，结果既为自己报了仇，也为社会除了害。这几个女子的行为倒是非常符合司马迁的原则。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什么叫真理，什么叫荒谬；什么叫大公，什么叫小私；什么叫凛然正气，什么叫不正之风，这些是任何时候都要分明的。对于邪恶的东西要斗争，要消灭；对于美好的事物要爱护，要扶持。为此就要求善良的人们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必要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国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前赴后继，大义凛然，勇于为真理正义而奋不顾身的人，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就不可能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这是就大事、就大节而言的。反过来，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往往就不必那么针锋相对，那么斤斤计较，以至于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去拼得你死我活了。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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