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请朱东安先生为大家主讲。有这样一句俗话，说“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常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升官最快，37岁官至二品，大清朝只此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绩卓著；第三，保官有道，历经宦海风云，荣宠不衰。说他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吃透了为官之道，并提炼出一整套曾门的官场绝学，若将此用于中国官场，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知道曾国藩推崇程朱理学，善以儒家传统律己、治军、为官。有请朱先生演讲。

    主讲人：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国藩看作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所以，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然而，他治学虽然博杂，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过去很少有人谈过。     

    为谋求功名而无暇顾及学问

    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领域占据优势。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学习过。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他们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曾国藩后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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