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