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