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大兴，意为弘大兴旺，金代就已经作为北京的行政区划名出现了。当时的北京被称为中都，内分两县，东为大兴(原来的析津县)，西为宛平。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另建新城，即元大都，仍由大兴、宛平两县分管地方事务，明清沿袭。两县的辖区以北京城中轴线为界，包括城区和近郊。明代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大兴县界跨过南中轴线，向西到现在的南新华街，号称“天下首邑”。
地方上的县太爷通常是七品，大兴、宛平的知县却要高一级，为正六品。作为父母官，两县知县的权责颇为繁杂，断案、征税、选官、教育、祭祀，哪样儿都不能松懈。此外，虽然官阶高了一品，但这官做得风险也大。明清时期，皇亲国戚、重臣权宦多在大兴、宛平置有产业，知县有一点照顾不周，丢官还是小事，掉脑袋也说不准。当时有句谚语，说是“宛平城里做知县——跪着的差事”，估计大兴县令的境遇也是差不离。但总有不肯摧眉折腰的，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兴县令胡来缙就是个难得的清官。他对担这份差事的难处看得明白，但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失不是一时可以计较的。胡来缙在任三年，不徇私情，秉公执法，连权贵也要怕上几分。
明洪武年间，大兴县署定址于后来的教忠坊界内，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才迁往南苑大红门，解放后基本确立了大兴县现在的辖区范围。
■借助《乾隆京城全图》发现大兴县城隍庙
如此说来，大兴县署早在民国时期便搬离了大兴胡同，那么原来的县署情状如何？现在是否仍有遗存呢？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兴胡同平直规则，多深宅大院，并没有想象中高大威严的古代衙署，但胡同中段路南的一座山门式建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大兴胡同在这里与南侧的文丞相胡同相通，形成一丁字路口。该建筑面阔三间，灰筒瓦硬山顶，中为门道，上方拱券雕刻五条祥龙，两侧各有一石联，上书“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并标记“大清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孟夏恭录”、“邑中后学姜伯麟薰沐敬书”。这座建筑显然不是普通民宅，那么它是否就是大兴县署呢？
笔者借助《乾隆京城全图》解开了这个谜团。从《乾隆京城全图》三排4列看，当时大兴胡同的格局基本得到保留，其中胡同中段路北的一组建筑，庭院开阔，进深较大。再查阅《光绪顺天府志》，内中云“大兴县治，在安定门迤南教忠坊，南向”、“大门至署宅，共六层。土地祠、监狱，并在大门内”。比照此书记录的大兴县署座向及规模，图中大兴胡同中段路北的这组建筑，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大兴县署。回想走访时的所见，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大兴县署在解放后被接管，近年拆改为大楼。
那么，胡同中段路南的那座建筑又是什么呢？笔者开始从这座建筑的形态入手，希望能得到更多信息。从外观看，该建筑颇似一座寺庙的山门。这时，笔者突然想起了曾阅览过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移建昭显城隍庙碑记》。据此碑帖记载，大兴县的城隍爷，自明代以来一直委身在县署头门西壁的一间小屋里。清同治九年(1870年)冬，有个叫刘永怀的人，集资在县署的“坤方”购置了一块南北长二十六丈、东西十三丈的空地，用来兴建大兴县的城隍庙，两年后大功告成。在八卦中，坤方代表西南，这座建筑和县属的方位关系，正与碑中的描述相吻合。而碑中关于大兴城隍庙竣工于同治十一年的记载，又与山门式建筑楹联上注记的时间为同一年。笔者由此二者推断，这组建筑即大兴县城隍庙。其动工之时已是清代后期，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未作指明，也并不奇怪。
在民间信仰里，城隍是城市的保护神，各地百姓一般把对当地有特别贡献的正人君子奉为城隍，如北京的于谦、杨继盛，上海的秦裕伯等。由于唐代以来形成的城隍神，与地方官分司阴阳的观念，双方在地理上也分庭抗礼。联系一下山门上楹联的内容，把大兴县城隍庙建在大兴县署对面，似乎也有警醒当政者的用意吧。历史上北京城内的城隍庙，主要有都城隍庙、江南城隍庙以及大兴、宛平两县的城隍庙等。其中都城隍庙创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所奉主神被封为护国保宁王，在各地城隍中地位最高，由元至清一直香火不断，但只有一座寝殿保留至今。而江南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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