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答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杨振宁：何先生讨论了很多的史学的问题，我是外行，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从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何先生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境界如此之高远、思想如此之活跃，极其有挑战性，这是我们很钦佩的。

    林家翘：墨子是不是被时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实践家，他的人品极其高尚，摩顶放踵，我非常钦佩他的那种救世济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何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将秦墨史视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悲剧。

    那么，我请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何先生将来从秦墨史的影响，转变到商鞅变法的影响，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论墨者与献公的密切关系，不就是已经修正了两千年来认为秦国由弱致强归于商鞅变法吗？

    陈来：十年不见了，何先生看上去还是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声若洪钟，刚才杨先生说：何先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与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题目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岁，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没有念完，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华，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的话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看来读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纪录，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传奇，还没有人能考过他的。”追忆这件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战”式自我磨练的原则。

    陈来：何先生总是如此的苦干、实干，把做第一流的学术成就视为生命，同时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国历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对后世影响，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认为，听了您的讲座有一个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学问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现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几年前过世了，我们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不成其为家。

    我只能极简单地回答您的问题。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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