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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结拜干爹(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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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8 11:51:43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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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认“义父子”现象更是极为盛行，当时军阀无不收养义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义儿很多，甚至建立起了“义儿军”。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立了《义儿传》。
从以上事例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义父子”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莫不与北方少数民族(时称“胡人”)有关。从史料看，早期建立义父子关系的双方或一方必为“胡人”。这一点不难理解，汉人从先秦起就重视宗法制度，“父父、子子”关系极为严明。而北方胡人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父亲”的地位不算太高。史载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觐见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问之，安禄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新唐书》)既然父亲不重要，因此给别人当干儿子也就不会当回事了。再加上时处乱世，爹(儿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期，我们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认义父子的现象。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董卓与吕布“誓为父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三国志·董卓传》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虽是汉人，但是与羌胡关系密切，他的手下多为西凉羌胡之兵，因此董卓是深受羌胡之风影响的。当时有人甚至直接骂他是“羌胡之种，毒害天下(《后汉书》)”。再说吕布，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三国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也是胡汉杂处之地。董卓、吕布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风气习染，因此二人按照胡人风俗“誓为父子”，就毫不奇怪了。
罗贯中将“认干爹”的习俗提前到三国
“义父子”这一习俗经过“胡人”引进后，在汉人中也逐渐兴起。明代，“义父子”风俗盛行。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多蓄义子”(《明史》)，达二十多人。著名的沐英、李文忠、平安都是他的义子。明武宗也收了大量义子，包括太监钱宁、江彬等。嘉靖时，权臣严嵩“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明史》)。明末名将李定国、孙可望等也是张献忠的养子。这一习俗很快也走向民间，成了中国各地百姓的重要习俗，很多江湖人物更是乐此不疲。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三国，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汉人本来没有认“义父子”的习惯，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胡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因为乱世下的相互利用，这一习俗逐渐为汉人接受。而董卓与吕布很可能就是比较早的接受者。宋明以后，“拜干亲”、“认干爹”成了市井民间普遍接受的习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将这一习俗提前在三国世俗化，不仅给吕布多安排了一个义父，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与董卓的父子关系。为了增强故事性，甚至将本来就是关羽亲儿子的关平写成了义子。
另外，刘关张三结义，也是罗贯中的创造，跟认义父一样，异姓兄弟结拜在当时也远未成为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对真实历史的颠覆，搁到现在，罗贯中肯定要被网友拍砖，大骂他“恶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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