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愚以为，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

    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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