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姓韩，正如曲阜姓孔。山叫韩山，江曰韩江，树为韩木，连潮州惟一的大学也是“韩”字打头。在潮州韩文公祠中刻着赵朴初先生的两行字：“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也正是韩愈的影响，潮州成为岭南最富文化底蕴的城市，被称作“海滨邹鲁”。一位被贬谪的文人居然如此深刻地影响一座城市，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瞻仰韩文公祠，还是漫步广济桥，我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这座给文学和文人以崇高礼遇的城市。潮州用命名的方式给落魄的中国文人一个大情面。唐朝诗人杨万里有诗：“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韩木》)潮州的树是幸运的，有了“韩木”这一美称，便可算得上了中国最有文化品位的植物了，每一片叶子都似乎在吟诗诵文。
韩愈因为上书唐宪宗《论佛骨表》，而招惹皇帝震怒，虽幸免于死罪，却难以逃脱被贬谪的厄运。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的韩愈，不但仕途陷入低谷，而且平静的生活也从此打破，家人也被赶出长安。放逐途中，小女病死，心灰意冷的韩愈也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韩愈写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八千里颠簸路上的韩愈内心悲凄孤苦，经历了人生最寒冷的冬天。“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宿三江口示侄孙湘二首》)从这一追问中，可以看出尚未抵达潮州的韩愈，其实已经在考虑是否有还乡的可能了。
无意久留的韩愈却给潮州留下了不灭的精神记忆，这不仅与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绩有关，更重要的是潮州这地方有一种文人崇拜的情结。驱鳄是韩愈刺潮的重要功绩，但是，韩愈并非是驱鳄的第一位官吏，而且鳄鱼也并未因此而绝迹，让韩愈被历史错爱的是一篇《祭鳄鱼文》。《祭鳄鱼文》从表面上看是声讨鳄鱼，实质上是在呼唤一种向善求和的风气：“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韩愈的真实功绩在于开创了一地之人文风气，从魑魅魍魉横行到崇尚儒雅斯文，韩愈的启蒙功劳不可抹杀。清代文人周玉衡有诗曰：“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谒韩文公祠》)从韩愈开始，潮州才开始重学喜文，知书达礼。韩愈在潮州只有八个月，其兴办乡校、熏陶百姓的过程并不长，何以留下这么深刻的文化烙印呢？潮州百姓没有因为韩愈是贬官而另眼相看。潮州远离政治中心，并不关心统治者的喜好，也不愿意琢磨皇帝宠爱谁、疏离谁。潮州百姓非但没有把韩愈当成罪臣，而是把他当成圣人。这种爱戴之情已经超出了对一个地方管理者的尊重。韩愈之后的治潮者，无论如何勤廉，都难以与韩愈相媲美。韩愈被潮州人尊为圣人是一种天意，一种机缘。明代诗人高启有诗：“天要潮人识孟轲。”(《读诗·韩子》)与潮州百姓的“美韩”情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愈则有一种挥之不去的“[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