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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卫国人口众多,曰:“富矣哉!”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财富对人民重要,政府负责任的高官当然要重视,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大学》:“德之本业,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很生气,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至于对儒者而言,财富虽好,但必须符合原则才接受,否则宁愿没有财富,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门高弟“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不厌糟糠”的原宪。
在孔子的时代,农耕是所得的主要来源,所得积累而为财富。当时人力相对于土地稀少,所以各国招徕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产。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但是还没有现代生产的观念。生产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一切价值(包括非经济价值),来自人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农业和工业固然创造了新增的经济价值,现在叫做“附加价值”(addedvalue),商业改变商品供给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效用提高,价值增加,同样创造了价值。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要等两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们中国多年来轻商,因为不知道商业是生产性的。在西方,重农主义以为只有地里长出粮食才是生产,重商主义以为经由对外贸易,赚到金银财宝才是生产,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出来,才知道劳力所生产供我们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财富。再后来,才知道这些必须品和便利品是因为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愿意花钱去买,才产生价值。
一国的生产能量,最后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可能导致创新,使技术水准提升,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总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现代经济成长”，因此，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对财富过分热衷,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而且引起社会争夺不安,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
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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