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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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