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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晚清乱世中开创东塾学派(图)

时间:2010-7-9 10:55:31  来源:深圳商报
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前后花去陈澧30年时间,是陈澧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著述,也是奠定其本人学术地位的巨著。现代学者傅斯年对这部书很重视,曾把它列为青年学生了解清代学问的入门书。


    掌菊坡精舍创东塾学派

    学海堂开粤东学术之风,而菊坡精舍则再进一步凝成东塾学派。菊坡精舍是继学海堂之后广东汉学的第二个重要基地。

    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颐拨款在越秀山建筑菊坡精舍,聘陈澧为山长。菊坡精舍距学海堂不远,陈澧此时仍兼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办学宗旨与学海堂无异,但不同的是,学海堂有八位学长,没有正规的讲课授业,而菊坡精舍只一名山长,其考课数量增加,加强了对学生学业的督促,陈澧显然是要借这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才华。

    陈澧在菊坡精舍讲学,以学术为重,而并不急于科学功名,他对科举提出批评改良意见,对八股制艺尤其不满。首批听讲的学生约50人,都是各州县选拔的高才生及粤秀、越华、闺羊城三书院的肄业生。他著有《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即是向学生传授自己的读书体会和治学方法。晚清学风浮躁,很多学者难以静下心来通读一部经书,陈澧主张“人通一经之学”,每个学生专治一经,从章句开始,积久必成学业。

    陈澧认为政事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主张建立完善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他任菊坡精舍山长15年,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我们可以略举数例: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于式枚,曾任礼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学部侍郎、国史馆副总裁;梁鼎芬,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按察使;汪兆镛,曾任学海堂学长;谭宗浚,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

    陈澧还主持编印《菊坡精舍集》,汇集菊坡精舍学子优秀课卷,以嘉惠后学。

    理性对待西方科技

    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西学东渐,西人东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陈澧饱受学术失守、战乱流离之苦。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陈澧也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与张维屏共同探讨。学者朱维铮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实行起来有害无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来粤,陈澧与其相晤,详加探讨。陈澧曾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陈澧虽然视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学习西方文化,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我们今天看来,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

    同治四年(1865),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松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这对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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