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蕴育了丰富的育人用人智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从独特的视角就如何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考核人才等用人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形成了与儒、墨等家有别的法家用人思想。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强调德才兼备，但更突出因任授官，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选官用人方面，儒家重门第，讲等级，而韩非则主张打破儒家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提出“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韩非认为，“授官”或“授事”，应与一个人的才能、贤德相适应，强调任用“贤能之士”。所以，他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韩非子·说疑》)在衡量德与才方面，儒家通常把“德”置于“才”之前，但韩非子似乎更强调一个人的行政才能，把一个人的“能”放在“贤”之前。他说：“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韩非子·八说》)韩非认为，若单凭才智去提拔人，一旦他用才智为自己谋利，君主就要被欺骗；而若只以品德去提拔人，万一这人不机智甚至很愚蠢，政事就一定会被搞得混乱不堪。所以，他提出选拔官员必须兼顾德与才，多用智、修兼备之士。从任能选贤出发，韩非还反对“私门之请”，即反对走后门、拉关系，这与儒家也是不同的。韩非说：“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韩非子·人主》)当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不是韩非的独创，儒家、墨家以及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墨子说：“上举不避贫贱，不避疏远……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予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但韩非与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德”与“才”的孰先孰后。在韩非看来，道德本身是无形的，对它的评价更多地来自众人之口，因而对众人的“毁誉”一向持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提醒手中握有用人大权的统治者对“才”要特别重视。主张“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韩非子·八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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