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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的用人思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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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21 11:11:42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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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当然，不听“毁誉”并不是堵绝言路、不让臣子推荐人，而只不过是不以臣下所说的那一套为用人的唯一依据罢了。推荐人可以，但推荐了以后是否授予官职，还得以实际的才能和所取得的功劳而定，也就是在“臣相进”以后，还要“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可见，韩非是不全信“伯乐”的，一定要骑着“伯乐”推荐的“千里马”遛遛才放心。这样，“伯乐”不敢讲假话，“劣马”也不敢滥竽充数了。韩非还认为，君主左右的近臣地位特殊，对官员的任命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很多想做官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去贿赂买通他们。如果君主听信左右近臣之言，就难免会使群臣无心于本职工作，而只顾搜刮民财去贿赂他们以求获得升迁。这实际上是一种“卖官”、“买官”的腐败现象。他认为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会招来亡国之祸。所以，韩非虽然也赞同群臣向君主推荐人才，但他同时又指出，对君主左右的近臣要另眼看待，而君主们对左右近臣的推荐尤其要审慎处之，且不可偏听偏信。“以法择人，量功授官”虽是韩非用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赏功罚过在墨家看来也是无疑义的，如《墨子·尚贤上》就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那么，两者有没有差别呢？若有，两者的差别又表现在哪里呢？笔者以为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举贤应以能力为依据，这是墨子的主张，但墨子对这一命题的说法过于笼统，欠缺细化，对于如何检验、评判和考核所谓的贤能之士，并且使检验、考核和评判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墨子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韩非言之甚详。韩非认为，选官用人，应以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出发点，以法律为准绳，以功过论赏罚，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一套具体的考核办法，即所谓“循名责实”。“人主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韩非子·难二》)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主张专职专任，定位管理。韩非认为，每个官员各有自己的岗位、各有自己的职责，因此他强调“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韩非子·难一》)。这从政治上来看，既可避免群臣发生抢权争功、互相倾轧之事，又能使他们做好本职工作而不互相推诿；从业务上来看，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管的事太多，容易造成不胜任的缺陷，现在既不兼官，又不兼事，可使官员集中精力去钻研一门业务，做好本职工作，那样工作绩效就会明显提高，整个官僚机构也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韩非说:“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韩非子·用人》)由于官吏各居其位，各负其责，这样在管理上就会形成“莫争”、“莫讼”的和谐局面，达到“治之至”的理想境界。韩非的这种定位管理思想，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用人之道。如果推行“一职多官”的运行机制，不仅容易造成机构臃肿，滋生官僚作风，而且在同一管理层次上，官越多，办事效率也就越低，官场扯皮的事也就越多。有名有利的事，大家争着干；无利可图、既难办又有风险的事，就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沾边。因此，韩非提倡“一职一官”，反对“一人兼官”、“一官兼事”的用人思想，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主张“袭节而进”，逐级提升。韩非主张从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中选拔贤能之士，这与孔、孟等儒家的用人思想也是各异其趣的。《韩非子·八经》说:“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韩非子·显学》又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的这一用人思想实际上是对当时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同时又反映出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特点。注重从基层选拔官吏，提醒统治者在擢升官员时讲究袭节而进、逐级晋升，这就给非贵族出身的社会中下层的智能之士敞开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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