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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见证城市发展(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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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的孕育与起源
城市起源厅包含“两河晓星”、“长江黄河城脉”、“众神之城”和“特洛伊之城”4个展项，着重展示城市起源的痕迹。
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巴比伦则是这一文明时期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巴比伦城占地约1000公顷，城墙长约18公里，最厚处达7.8米，共有8座城门，其中最著名的伊什塔尔门得名于爱和战争的女神“伊什塔尔”，是巴比伦城仅有的一座用鲜艳的彩色釉面砌筑，并饰有龙、狮子和公牛等浮雕图案的城门，这些浮雕每块高约1米，巍峨壮观。城市足迹馆展出了柏林国家博物馆——古代近东博物馆所藏的伊什塔尔大门龙浮雕釉面砖和行进大道狮子浮雕釉面砖，以及沃尔特·安德烈绘于1902年的巴比伦伊什塔尔大门野牛像彩釉砖绘图。出于反映城市生活中行政及法律相关事务的需要，该展项还向观众展示了来自柏林国家博物馆——古代近东博物馆的库杜如界石、神圣印章、“祭祀场景”印章和来自大英博物馆的竞赛场景圆筒式印章、哈什哈美尔圆筒式印章、刻有铭文的地基短桩、乌尔王朝君主乌尔纳姆像、铜台金乌拉尔图王国城市模型等珍贵文物。
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孕育了两河文明。可作对照的是，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黄河(包括河套地区)及长江流域出现了由大型聚落发展而来的城邑。这些城邑具备了城市的基本因素，建有城墙、宽壕之类的城防设施，城内有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公共排水设施等，一些城址内部已可看出初步的功能分区。之后，到夏商周时期，各“方国”的城邑纷纷崛起，城市成为联系天下的政治纽带；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记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经秦汉两朝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确立与稳固，郡县城市体系逐渐得以确立，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长江黄河城脉”展区有来自良渚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玉琮、玉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妇好鸮尊、战国曾侯乙铜鉴缶、西汉彩绘雁鱼铜灯，湖北省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兽面纹铜鼓、战国谷纹玻璃壁，三星堆博物馆的商代晚期铜人首鸟身像、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青铜人面具，山西博物院的西周立鸟人足筒形器、春秋侯马盟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始皇陵大瓦当、西汉彩绘陶兵马俑，四川博物院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东汉渔猎采莲画像砖、宴饮画像砖、盐井画像砖、凤阙画像砖、陶吹箫佣/舞俑/说唱俑/抚琴俑，四川广汉文管所的东汉“雒官城墼”铭文砖和“雒城”铭文砖等诸多珍贵文物，从建筑、战争、生产、宴饮、政治、宗教、艺术、家居等多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不同侧面。
城市诞生之初，伴随物质文化的进步，原始宗教逐渐形成。在城市足迹馆，“众神之城”展项通过影像投影、凹镜成像、文字瀑布、古城喷绘和精彩文物，多元演绎中国、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玛雅城市文明的守护神。展示文物主要包括大英博物馆所藏墨西加文化的水神查秋特丽裘像、特拉洛克头像、祭祀器皿、阿兹特克文化之蹲伏的雄鹰战士祭祀刀具，埃及第十九王朝阿蒙·拉雕像，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时期门图姆哈特雕像，后王朝时期哺育哈波奎特斯的伊西斯雕像、奥西里斯雕像，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所藏商代晚期青铜太阳形器。
城市发展的结晶与载体
城市发展厅包含“理想城市”、“达·芬奇与城市设计”、“三朝帝都”、“街城叠影”、“雪域之城”和“宫城情怀”6个展项。
“理想城市”是根据15世纪一幅画作“理想城市”场景而建成的城市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米开朗基罗“大卫”的复制雕塑，通过城市街景的再现，演绎欧洲城市从中世纪崇尚神权转向文艺复兴关注人文精神的发展足迹。该展项的文物主要集中在“市民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部分，有来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代表性画作，展现了作为市民城市典型代表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生活面貌。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达·芬奇在绘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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