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时期漆耳杯(长径12.8,宽8,高3.5厘米)。
广州生活史
饮食文化篇
开篇语
作为2200多年的古城,人们在回望广州的历史时,总习惯于提起秦始皇、任嚣、赵佗、汉武帝这些显赫的名字,提起海上丝路“大航海时代”的辉煌,提起一口通商,提起掀动了一个新时代序幕的民主革命。但普通人,在这20多个世纪中是怎样悄无声息地构筑着城市最朴实无华,也是最坚固的根基?他们早已消逝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怎样令这座城市充满着诱人的生活气息和市井味道?怎样让这个城市丰富、活跃、进取,同时又平和、温情和从容?
“古代广州生活史”系列报道,将从广州的出土文物和博物馆藏品中入手,剖析古代普通广州人的最平凡侧面,展现最简单不过的日常生活。
“饭稻羹鱼”有佳肴也有美酒
岭南地区是我国比较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到了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而且有了专门收割水稻的工具——镰刀。考古出土的镰刀的形制与现代岭南农村实用的镰刀相类似,弯月形、前端收束、后端平齐,有短柄。汉代时,畜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来自“六畜”,即牛、羊、狗、猪、鸡、鸭。
全洪告诉记者,在岭南沿海地区,海产品和水网地带的淡水生物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鱼钩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见的一种陪葬品。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鱼钩形体都比较大,有倒钩,钩尾有系绳凹槽,有可能是钓捕海鱼之用。而同时出土的陶网坠更多达620件,除了槽内有绳痕外,个别还残留朽绳,反映出捕鱼业在当时岭南的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包括贝类、鱼类、龟鳖类,也有家猪、家牛、家鸡等禽畜,而北方餐桌上少见的竹鼠和禾花雀,也成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与今天一样,酒也是古代岭南先民餐桌上重要的佐餐品。到了汉代,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发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广州出土的众多酒器也反映出南越国宫廷饮酒风气之盛,仅酒器种类就有瓿、壶、钫、盉、铜提筒等多种。
古代广州人吃什么?怎么吃?这些似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城市生活片段,除了南越王墓这样著名的“古代饮食博物馆”,散见在各古墓中的出土文物,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为此,记者专访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全洪。
鼎从煮食发展到用于吃饭
唯一没发现的烹饪法是炒
古人事死如事生,因此尽量将自己生前的生活照搬到花费巨大心力构筑的“阴宅”中。仅以南越王墓为例,就出土了大量的炊煮器、储容器、盥洗器、酒器。包括鼎、釜、甑、烤炉、钫等在内的这些器物,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当时的人饮食文化的丰富程度。
根据考古和文博学者的研究,大约在170万年前,云南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了用火,从生食逐渐向熟食转化。这也促使了最原始的烹饪术——燎烤的诞生。随后,陶器、青铜器、铁器、瓷器等先后进入厨房或者登上餐桌。而今天中餐中广泛使用的蒸、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