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史,既是人类合作、互助的历史,又是人类冲突、对抗的历史。文化、文明、宗教形成之后,这种冲突提升到新层次即心灵或精神层次。人类文明或宗教冲突的历史说明,冲突与对抗既可以发生在跨文明或跨宗教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乃至同一宗教内部。在西方世界,文明冲突乃至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宗教战争一再发生,反观中国文明或曰儒教文明虽也有“法难”或“教案”,然而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原因何在?

    显然,这是由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思考问题、传教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基督教文化注重纵向的人神关系,而相对忽略了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儒家文化虽然也注重究天人之际,但其纵向天人关系服务于或服从于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人何以应对超越而绝对的上帝成为思考问题的重心,由此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契约精神、法的精神。而儒家强调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而形成一套相处的艺术,是生活的智慧和一种软的、充满温情的人文氛围。

    不可否认,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是一种普世主义的文化,故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基督教同样是普世主义的,所谓“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耀归于父神。”(《腓立比书》)因儒家文化是普世的,所以它攻异端,辟邪说,卫圣道,不过,儒家普世只是要求世人都应该“尊亲”,而没有要求世人都必须“尊孔”,因而它是柔性的。正因它是柔性的,所以它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宗教裁判所,更不会因教义不同而发生宗教战争。而基督教坚持上帝是唯一真神,“教外无救赎”的教义,其普世主义是刚性的。

    就推广方式言,儒家文明坚持“礼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基督教一贯奉行积极的传教政策,将传教视为教徒的使命。消极的推广政策,虽有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担当,但没有借助武力强行推销自己价值观念具体的举措。相反,它要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积极的传教政策,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马太福音》第24章)甚至要求基督徒“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第6章)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