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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王朝兴亡周期的启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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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29 11:45:37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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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把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一条鞭法”，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与人口增加没有关系，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头多少。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标榜改革而走了样，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再有反对改革的人力量很强，有些改革者甚至成为悲剧人物。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一直有人反对，王安石下台以后，还有人反对，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名义，搞鬼名堂。北宋的大奸臣蔡京标榜支持王安石变法，可是搞的是另外一套。唐朝中期刘晏、杨炎改革以后，唐顺宗的时候有一次革新，所谓“二王八司马”后来都挨整了，唐朝大诗人柳宗元、刘禹锡都挨整。唐文宗有过一次政变，也失败了。
随着一个王朝中期的危机，进行改革或者主张改革失败，或者一段改革有了若干成果，但终于要失败。所以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矛盾还是尖锐化，等到矛盾尖锐起来以后，有些人大声疾呼要求改革，改不了了，国家机器像一个重载的破车，顺着坡下，一直往前开，重力加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最后的出路，就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
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在探索，历经曲折，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就是这个民主道路。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王朝兴亡的三点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可以认识到：
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往往在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起来以后建立，往往很注意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朝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新王朝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统治者们怎么看待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有关系。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这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统治者历来很重视吏治问题，王朝兴起后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
当时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有一个基本思想——“民本”，“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够了。
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有一定距离。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是螺旋形的，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种上升发展到宋朝以后势头受到阻碍。而欧洲，从十字军东征，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很快，资本主义因素出现。
60年以前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讲到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毛泽东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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