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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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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8-11 11:27: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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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不再到来，河图也不再出现，那么，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结束了吗？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这段话当是其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喟叹。
《易传》中涉及河图洛书的是《系辞上传》，“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中，“河图洛书”究竟指代什么？圣人依其所“则”的又是什么？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系全文来看，“河图洛书”指的仍然是蓍龟之类的祥瑞之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后意思说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此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体是不会错的。这一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神话传说与谶纬之学：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
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的内容简略的祥瑞义蕴，一变而为两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神话传说，一变而为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与河图洛书。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和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传》)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出现较早，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之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称此胡非彼胡。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并把此种解释假托于孔子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西汉末年后，社会动荡，危机重重，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光武帝刘秀是把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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