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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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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8-11 11:27: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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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此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时，亦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如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后来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云：“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正是从河图洛书中寻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据，于是曹丕顺水推舟，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谶纬之风盛行不仅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刚上台的帝王，总想利用河图洛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来寻找他该做皇帝的理论根据。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因此，谶纬中的河图洛书为数颇多，如《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等，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等统计，河图类纬书有43种，洛书类纬书有18种。其内容多就先秦时代有关河图洛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甚至无限引申，穿凿附会，不仅有所谓龙马、神龟，且情节生动离奇，涉及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和先贤。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流行从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所谓负图寺、龙马庙等遗迹、遗址中可见一斑。
总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义蕴，龙马也好，神龟也好，凤鸟也好，地黄(神马名)也好，皆为吉祥之义(物)。正是由于两汉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贡书等具体内容，并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造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色彩和正统意味日浓，并且开了后世河图洛书不断嬗变的源头。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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