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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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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8-11 11:27:2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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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我们对这一场突发性灾难，带给人们何等难以言状的痛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了。
惨剧是怎样酿成的
这场巨灾，事发突然，却并不偶然。在这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必然。酿成这样的惨剧，是由各种因素所促成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面对大量灾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动荡，维护社会稳定，不能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值得肯定的。但封建政权不可能思虑周详地顾及贫苦群众的安危。因此，好事并不一定能办好，甚至可能引来一场灾祸。就拿“保生粥厂”的建筑来说，本来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后来灾民众多，不敷应用，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篷寮”。“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之。……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并行则隘。”(1878年1月25日《申报》)
谁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狭人稠，通道窄隘，一旦发生火警，后果可想而知。可是，如此隐患四伏、危如累卵的生存环境，主事者既无任何预案，也不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质体现。
粥厂的管理十分混乱。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场。可是，当人们踉踉跄跄地挤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时，这个看门人竟然做出了一个绝对无法饶恕的举动：坚决不让人逃出门外，而且“将门下钥”，彻底切断了一部分本可以逃离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脱离历史环境，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个看门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丧心病狂的做法的。原来，官府对待灾民，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戒备心理，很怕灾民为争取最低生存条件而闹事。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粥厂灾民是不能随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时，或鸣锣为号，或击梆为记。看门人不让人逃出门外，大概就是根据这个规定。
大火烧了一阵之后，分管粥厂的筹赈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如山，津海关道黎兆棠等终于赶到了现场，二人“覩二千余人死状之惨，泣下如雨”，“相与莫可如何而已”。(1878年1月25日《申报》)稍后，当时称作“火会”的消防队赶来救火，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们的功劳。这时恰好有一只兵船经过，士兵用船上的“洋龙”救火，不料因为取水问题，“火会”与士兵发生冲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遗弃洋龙各器而逸。”(同上)这虽是一个小插曲，却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
灾后官方的应对之策
一方面确实感到事态严重，责任重大；一方面也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报告了这件事情。奏折虽然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厂委员吕伟章、丁廷煌“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负领导责任人员像前面提到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刘秉琳等，“分别议处。”但又强调官员们“飞驰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伤毙者亦复不少，一时骤难确计”。(《津郡粥厂起火事故分别参办并自请议处折》，见《李鸿章全集·奏议》)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惯用的“弥缝搪塞”的故伎，企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速作出反应，除责令李鸿章等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外，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关官员一律“交部议处”。(《清德宗实录》卷64)实际上这时的李鸿章，正是“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衝，国家倚为重軽”(《清史稿·李鸿章传》)的“股肱之臣”，所以，所谓“交部议处”云云，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以后便不了了之了。不仅如此，相传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议处”后不久，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所谓责任追究，就在惩处了两个厂务委员后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论，灾难发生后，地方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例如，组织慈善机构“泽济首局”收殓罹难者的尸体，发动社会捐助，对受害者给予抚恤等，但是，也有一些做法，是未必恰当的。例如，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竟关闭了天津的所有粥厂，饥民发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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