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品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件是北凉神玺三年（399）写本《贤劫九百佛名品》。《贤劫九百佛名品》这个题名是根据卷端题名确定的。自东晋以来，唱礼佛名、祈求忏悔灭罪的法会颇为盛行，陆续翻译、编纂了《贤劫千佛名经》、《佛名经》等多种佛名经典。佛名忏悔、佛名忏礼在敦煌也非常盛行，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曾下令沙州境内“诸寺礼忏不绝，每夜礼《大佛名经》壹卷。”敦煌藏经洞留下如此多的《佛名经》，印证了古代敦煌地区佛名礼忏的盛行。此外这部写经的抄写时间是北凉的神玺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这件敦煌遗书跨越了1600多年的历史时空与我们见面。我们知道，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遗书是藏在上海博物馆的393年王相高抄写的《维摩诘经》，而这件比它仅晚6年，属于最早的敦煌遗书之一。

　　曲折的递藏经历——敦煌遗书的早期流散品

　　这件敦煌遗书有着曲折的递藏经历，曾经廷栋、张广建收藏。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不时地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当地的官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甘肃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廷栋是满洲镶黄旗人，1906年秋署理甘凉道道台，曾从王圆禄手中得到一些写经。1908年，廷栋任安肃道道台，曾奉命监督劫余敦煌遗书东运北京。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了他所得的敦煌写本，随后罗振玉建议清朝学部给护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命他将藏经洞剩余遗书收购并解运北京。毛庆蕃令安肃道道台廷栋处理此事，廷栋令人会同王圆禄一起清点藏经洞遗书。1910年5月，藏经洞剩余的8000余卷敦煌遗书装满18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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