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日本求学的鲁迅被母亲“急召”返回绍兴，即令“拜堂”与朱安成婚。鲁迅不忍伤母亲的心，无奈遵命。是夜，他在厅堂长坐一宿。翌晨，友人孙伏园来探望，只见“新郎官”前襟泪湿一片。鲁迅并未和朱安同房，隔天后即返日本继续求学。

鲁迅归国后，曾规劝朱安识字、学文化……朱安拒绝了。

此后，鲁迅又征求过朱安；今后是回娘家呢，还是自谋出路？朱安明确回答:“陪娘娘(鲁母)一辈子，自己的家，是决意不回去了。”鲁迅应允朱安，她与母亲的生活费用，今后由自己承担。1936年，鲁迅去世后，仍由许广平勉力承担着。此时的八道湾三兄弟共有的房屋，则全部由周作人独占了，对于母亲的赡养，他也一概不予理睬……

既然鲁迅与朱安就“关系”问题早已经“讲清楚了”，况且在当时险恶的政治境况下，鲁迅也不可能自投国民党的法院去办理与朱安的“正式”离婚手续……所以，直到去世，朱安从没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提出过异议。

真难为了“事实重婚”的撰文者，虽迎合了“猎奇者”的口味，煞有介事耸人听闻，却连事实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而且还以道学的口吻指陈旧事(八十五年前的民国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强调“人各有己，自他两利”。鲁迅在处理朱安的事情时就是本着这个原则。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此都深为理解与同情。在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年月，他们从良知与爱做到了“自他两利”。现在一些人看历史不从社会环境出发，抽象地议论复杂的人与事，那其实也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迅与朱安，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离异，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下，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进行了了断。不服气的，也得到了法律的答复:“维持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