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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所著《戊戌政变记》一书为例,他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氏在这本书中究竟“放大”了哪些“真迹”,以致所记不敢承认为“信史”,他没有说,但他的意思,我想,是要我们再读此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疑问的目光,把那些“放大”的“真迹”还原为真相。
但也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梁启超语),并非历史虚无主义。或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正是读书的辩证法。
(作者为北京日报社编辑、著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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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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