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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杰克逊死了；五台山申遗成功了；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了；29岁市长遭质疑了；重庆高考状元民族身份出问题了……过去这一周，许多事情都可圈可点。
加入作协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嘛？
当然，最有说头的，首先还得算金庸。在认可度上，作为仅次于鲁迅的20世纪中国作家，金庸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甚至说，单从读者面来说，他绝对是超过鲁迅的，为华文文学圈之翘楚。
单就其文学成就和名声来说，别说一个小小的作协会员，就是当个作协主席、文化部长，或者是全球华文文学界的“盟主”，也完全是镇得住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作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作协变得连三岁孩童都嗤之以鼻。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作协门槛是十分高的，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且还直接带来许多福利。据上海的裴毅然先生描述，上世纪50-60年代，一张作协会员证，可换来的福利包括：几斤糖油面肉，一条“飞马牌”以上档次的香烟，还有免费上北戴河疗养。而且，胡山源、谭正璧等一些文化名人，屡次想入而不可入，耿耿于怀。
斗转星移，势易时移。我想，这些福利还可能是有的。只是相对于一个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来说，这种“体制内 ”的关怀，实在引不起许多有才华的人青睐。从这层意义说，时代是在进步。
所以，韩寒能够向作协一些人开炮。因为他底气很足，能够自力更生。的确，有许多体制内作家，一旦离开作协微薄的工资补助，可能只好抱着一堆没人看的书稿，饿死。
时代很残酷，作协不再是香饽饽。相反，在一些人看来，加入作协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金庸加入作协，被人批评为“晚节不保”。与之同时，中国作协反倒愿意吸纳那些反叛的年轻作家，说得好听点是“伸出橄榄枝”，说得难听点主动把脸贴过去，而对方根本不稀罕。
作协的政治地位依旧，然而文学的声誉与风光不再，这是没必要回避的事实。因为，整个文学的格局早已发生了改变。
不可能再出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事实上，这样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文学式微，是一个全球化的话题。市场经济的兴起，读者中心的树立，娱乐方式的多元，网络写作的兴起，文学期刊的没落，也瓦解了体制内文学的出路。
上世纪80年代，说自己是诗人、作家，随处都有饭吃，运气好还能骗来“颜如玉”恩。如今，如果说自己是诗人、作家，不被当成怪物就不错了。没有市场，没有出路。市场的逻辑全面侵占精神领域，即使不愿意也是没办法的。至于呼吁所谓的严肃文学，很多时候，也是一厢情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深刻的不美，美的又不深刻，中国近些年的文学在历史尺度与审美尺度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然而，所有的问题，并不能全算到作协头上。非体制内的作家，也未见得写出了更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时代大环境所致，文化原创力匮乏。
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有过抄袭的作协主席、会员，有过“幸福诗人”的作协主席，有着一心想做官的作协主席，但各省的作协主席，大部分还是具有相当实绩的。中国作协依旧是中国文学界最有力的组织结构。
客观地看待作协，才能客观地看待金庸加入作协。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意愿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文学话题。中国作协自诞生之日起，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完成作家在组织上的全国统制。
长期以来，大陆文学与港澳台文学是分开叙述的，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的主题上，都有着相当多的不同。金庸严格来说，不是有着香港意识的本土作家，而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作家。但尽管如此，他在港澳台地区影响力不可小视。他加入作协，统战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而且，如果随着越来越多的港澳台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增进交流，也必将促进中国文学史的全面叙述。
所以，文化、文学的话题，有时也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并不是关于政治的，就一定是坏的，关键看这种政治处理何种关系，达成了怎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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