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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史》  唐明贵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同时，该书所涉内容极广，上至治国，下至修身，无所不包。因此，《论语》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者代不乏人，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语》学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论语》学史。但是，直至今天，国内还没有一部相当规模的《论语》学史的研究力作出现。唐明贵博士的新著《论语学史》的出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上的缺憾。

    从学术的层面对《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的原因予以论述，从而向广大读者展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全文除绪论、余论外共分十章，其中第二章至第八章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不同时期的《论语》学的特点及成因。如作者指出，在汉代，汉政府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措施以及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论语》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论语》文本的初步定型和解说，则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兴盛，儒家经学受到严峻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社会教育上的宗主地位并没有动摇，所以《论语》学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学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而且《论语》的注释体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集解”体和“义疏”体。隋唐时期，统治者统一学术，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政府钦定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并且借助于科考建立了世俗利益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典知识话语的联系，致使士子们只求仕途通达，以熟读《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结果导致这一时期不仅研究《论语》的论著数量少，且在注释方法上也没有创新，《论语》学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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