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吸收新知、新识、新材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论语》学经两千余年的累积，新知、新识、新材料不断涌出，如何把握和利用它们，往往决定了学术水平的高下。《论语学史》对于前人的成果并不是简单地盲目罗列，而是剖析众说，择善而从，有分析，有考辨，间下己意。如对《论语》的编纂者，汉代《古论》、《齐论》、《鲁论》出现的时间，《孔子家语》之真伪等，能够突破旧说，提出一些独立的见解，表现出一定的学识。再者，作者比较重视地下所发掘的新材料。地下新材料的运用，在明史、考辨等方面往往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如钱玄同认为《论语》中某些语句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但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出土的《论语》竹简足破其说。这类材料的运用在该书中还有一些，如郭店楚墓竹简、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等。

    扬榷是非，考证精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论语》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千百年来，虽然研究《论语》的论著浩如烟海，但由于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误脱、增衍及“疑古”思想等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论语》研究中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者知难而进，对于《论语》学史上不少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缜密的思考，条分缕析，梳理出有说服力的论点，颇见功力。如关于《论语》的成书，前人作了很多研究，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孔子亲定说、孔子弟子编订说、孔子门人编纂说、文景博士编定说；本书对这些说法一一加以分析，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圆满之处，认为《论语》的编纂有一个过程，而不是短期成篇。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他们便将各自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的篇章。及至子思，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验证《论语》最后成于子思之手这个结论，作者除了利用各种各类文献外，还从《大学》与《中庸》入手，论证了二书的作者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接着又从《中庸》和《论语》思想的一致性上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证《论语》最终由子思裁定的结论。

    要之，这是一本立意高远、取材丰富，对中国经学史研究有贡献的好书。但书中仍有不足之处，如论证《论语》成于子思之手，考证尚欠周密，说服力还不够强。另外，《论语》除在政治、教育和法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作者没有论及这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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