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宅巍：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没能把8万多中国军队有组织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

　　邢烨：这样做，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马振犊：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很大缺陷。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标而卷入战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五户连坐，以防止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但实际上，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难民。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外国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三万担大米，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就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邢烨：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误信宣传。持续的空袭、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敌手，但南京受到战争的冲击却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空袭警报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这种状况的持续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惧的神经，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厌恶感，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盼早日结束这种威胁的强烈愿望。他们错误地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空袭就会结束。而守城战发生前夕，中方当局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开动宣传机器。一方面，军事当局对于战局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使人们认为南京城有足够的时间调度兵力守卫京畿，南京号称“固若金汤”。

　　市民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及受到媒体的宣传引导，致使他们对战争的严酷性产生了麻痹情绪，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应迟钝。

　　另外，普通市民还轻信了日本人的伪善宣传。在城陷之前，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在城内各处，日军张贴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贴画，宣传日军的“亲善”政策。一些市民轻信这些伪善的宣传，天真地认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约而不会伤害他们，因此许多难民包括部分军人都采取了与日军“配合”的态度，希望避免抗争带来对自己的损害。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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