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当下，“新文学”其实已进入了终结阶段。”张颐武在《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新新中国的形象》一书中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 “新世纪文化”的历史阶段。“新世纪文化”已经从各个方面全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学制度。这种转变可以用一家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来表述，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和平崛起”的高端理想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构成了对于“新文学”的话语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大众文化对于“新文学”话语文化中心位置的全面替代和超越。文学已经日益失掉了自己的敏感性，反而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对于“新新中国”的新的想象。

　　陈子善：文本的经典化现在很难说

　　一向关注文献整理汇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虽然没有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但他同样关注着《大系》编辑的进展工作。他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1935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做一个历史的回顾，而从研究者角度讲，这也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让别人来评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还不如让参与者自己来说。所以，鲁迅他们都参与到这项编撰工程中来，现在看来，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确立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重要作家们的话语权。在1980年代以来，我们续编《大系》从主观上看是继续了这个传统，但本质上还是确立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以选什么不选什么来确立文本的经典。现在看来，第一辑中的选编文本基本上都是经典，但之后的几辑选编的文本，有些可以称为经典，有些是失败的，甚至没有人去关注。而到了这最近的第五辑，对编撰者的难度更高，一来时间跨度比较大，二来从时间上离我们更近，选编文本到底怎么样？能否使他们经典化？现在是很难说的，这都得靠时间去检验。”但陈子善认为，现在编撰《大系》的手法和方法应该有所变化，在他看来，70年前编撰《大系》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文献的收集，因为当时历史环境的原因，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很多作品文献几近丢失，而《大系》做了个很好的收集工作。“如今，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那么《大系》的编辑工作应该和以前有所不同。比如，如今《大系》里收入的长篇小说都是节选，我不主张节选，要么全文要么不收。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能称得上经典的长篇小说就那么几部，而节选从而节省篇幅收录更多，就有搞平衡的味道了。”

　　他认为，更要重要的是，《大系》不应仅仅是一个传统的继续。鲁迅当年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但时代变了，文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大系》收入作品的文学标准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考虑的问题。“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巴金在《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小说卷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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