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

“可改可不改，不改”

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能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语文课本中逗留的时间不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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