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王本华说，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能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
再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但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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