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言情小说,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如果有人以此“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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