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湖北既没有开宗立派的大师，也没有享誉学坛的经典名著。因而，论及清代湖北文化，学者多有言其学术不振、文化不兴者。宋体>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拜访章太炎，谈及清朝汉学发达，名家多出安徽、江苏，忽而提及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1924年，梁启超在所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充满困惑地说：“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梁启超此处所论“近代”实际上是指清代。

　　民国初年编修《夏口县志》时，编纂者亦曾惊奇地发现湖北学者很少见于历代史籍。考诸清代学术史籍：约在嘉庆后期成书的《国朝汉学师承记》著录汉学家40余人，湖北学者无一人入选；《清史稿》之《儒林传》堪称清代学者大全，然湖北除熊赐履够资格但因入选《大臣传》而未列儒林以外，亦仅有天门胡承诺、黄冈曹本荣被著录。徐世昌主持修撰的《清儒学案》凡二百零八卷，为湖北学者列专案者唯有记熊赐履的卷三十八《孝感学案》，入合传者亦仅有三人。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看，“大家”的学识、风范与人格魅力于一时代学风之淳正、人心之向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导向作用。清代湖北学界缺少的恰恰是“大家”。在清代湖北学者中，约略可以称为“大家”的当数清初的熊赐履。熊赐履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官，著有《学统》，在清初的政治与学术中有一定影响。但论及熊氏学术成就，则学者多持贬斥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评熊赐履曰：“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余习也。”今人则云：“熊赐履以向清廷贡献理学，且扶为官学为己任，于学术无所建树。”（参见王茂等《清代哲学》）且熊赐履因嚼签等政治事件弄得声名狼藉，而其后熊氏谪居与致仕均选择江宁（南京）而居，于湖北学术风气之引领作用并不明显。

　　清代湖北的学术文化为什么会相对不振、名家名著为何相对缺乏？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文化传承论，清代湖北缺少文化世家，士人中具有家学渊源者较少。学术的发展往往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文化世家以其绵延的学统作为支撑。《四库全书总目》论家学对学者的影响时有云：“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自有一种风气。”此“风气”即是“籍文雅交游之盛，耳濡目染，都无俗事。”世家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学术名家的良好环境。比如黄宗羲出身世家，兄弟宗炎、宗会俱以治易学著称，长子黄百家以史学扬名，黄宗羲本人则是兼通经史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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