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社会环境论，清代湖北学术缺少强有力的外在支撑，发展后劲不济。学术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清一代，江浙地区堪称学术发达之地。这与流寓江浙的徽商对学术的资助密不可分，江浙地区藏书事业发达，且有一批学者性官员积极筹划大型图书编纂与刊刻事业，对学术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清代湖北的学术却没有如此幸运。

　　从影响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看，清代湖北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一，学术缺少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支持。清代湖北的经济重心在汉口。但汉口的商业是“码头经济”，属于中转贸易性质，商人流动性大，无法形成足够资本的商业规模。与扬州商贾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徽州商人多热心文教事业不一样，汉口商人主要来源于黄孝、天沔、黄冈，文化素质偏低，对学术投资的兴趣不大。在这样的氛围下，湖北学者很难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支持。由于经济相对不景气，学术不能“盈利”，商人又不愿投资学术，故湖北学者生存境况普遍不好，纵有著述，也难以刊刻行世，“翼道有心，杀青无力，异代知音，千秋有几？”（卢弼《潜庐类稿序》）其二，清代湖北地区公共图书事业不够发达，缺少可以为学者提供足够参考的藏书楼。其三，湖北缺少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官员来从事学术事业的策划和领导。在江浙、安徽，徐乾学、朱筠、阮元等官员学术修养甚高，无论任职京师或地方，都热心学术事业，注意提携和扶持同乡学人，在他们的幕府中积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形成一个个学术中心。湖北有清一代，虽有毕沅这样的文化官员在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三年和六十年三度任职湖广总督，但是毕氏是江苏人，府中延揽的多是江浙地区的学者，并未给湖北的学术发展造就传承薪火的继起者，随着毕沅的离开，这些学者也纷纷离去。

　　第三，从学术性格论，湖北学者多尚“自潜修”，学术研习之风不甚浓。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切磋和交流，比如在考据学发展的过程中，以书院为依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湖北学者不尚讲学的习性，卢弼曾敏锐地指出：“楚士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然日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如天门胡承诺“以讲习义理为业”，穷年诵读，无书不窥。胡氏所著《绎志》考据古今，论及修身处世、经世致用、儒家义理以及诸子百家之说，然胡氏以隐居处世，“韬晦之深，过于船山”（钱穆《清儒学案序》），胡承诺弃世一百五十余年后，《绎志》方于1839年由李兆洛刊刻。

　　清代湖北的学术研习风气也不甚浓厚。通常来说，古代学术研习的场所有书院和专业性学术机构两种。清代湖北书院虽然从数量上说不可谓不发达，但书院以考课为主，诸生所学多为“八股制艺”或“时文”，也没有能“预流”学术风气的学者“诱接后进”。故清代湖北书院几乎没有以致力于纯学术研讨而著称者。书院之外，专门的讲学团体或机构在带动区域学术风气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浙东学派为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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