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本说中，“事本”说的提出，更具有理论构架的开放性。“事本”的命题，可能最早是中国诗歌的流传中对“本事”的关注，也与近二十年来叙事文学研究成果遍地开花的状况有关，但作者提到法国朗松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影响，以及关于开放性体系的说法，这便使我再次回味董乃斌先生关于文学史无限性的论述（28－42页）。他说：“一切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具体研究（无论实证还是析论），都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还可能是有限的吗？”（31页）以这样的“无限性”收纳包裹进有限的“原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作者多次重申“开放性”，但确定的“要素”或者新生的要素必须包罗万象、言之成理，这就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时说到的难度，即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涵盖所有的现象。在当下实证研究学风盛行的今天，完成《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这样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不仅其勇气和获得的成果弥足珍贵，在学术争论和商榷中，研究者建设性的心态则更加珍贵。

　　通读全书以后，再度感受到“四本说”的确定，对于文学史学来说，不仅是对现有文学史成果的形态归类，而且是对文学史构成的要素的界定。其实，无论何种形态的文学史，都少不了上述四种要素。或者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某种要素更突出而已。对这些要素的综合或者分别使用，其实是史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个人审美经验的自觉行为。或者说，文学史的写作，其实是对文学发展阐释的一种话语权。记得20世纪90年代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提倡文本细读的回归，潜在的意义就是，你误读了文本，我们重新读过，以纠正你的误读。所以，说到底，重写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新阐释，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博弈中，也往往是一些非主流的文学现象挤进主流。这种论争非常有意义，这一个过程不仅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孕育了文学史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更重要的是，文学版图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周边逐一被开发，逐一被认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而且，也似乎预示了它的无限性。当文学史的成果呈现出复杂和多元，话语霸权也许就很难一统天下，取而代之的，将是话语权的分置与合作。《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在专题研究中，分章论述了类型学、范式论、史料学和编纂学等，包括在不少章节中不断阐释没有能够专设一章的问题，例如情感的问题（103页）。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文学史本体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甚至在论述文学史的构成和功能也不断强调：“文学史的功能不是一个常数，更不是一个死数，而是活生生的，开放式的，变动不居的。”（145页）将理论研究形成一个开放的框架，面向未来，这也许是《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最有意义的方法论。

　　作者说，“四本”中，“人本”是核心，我并不反对。但又觉得随着文学史当前和未来功能的延伸，这个核心也许会转移。最近读到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作者在序言中说：

　　本书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述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种探究的途径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也可称作“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自身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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