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中文系学生应该研习外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以便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问题在于，谁来教，怎么教。老北大有个很好的传统，中文系老师给外文系学生讲中国文学史，外文系老师给中文系学生讲外国文学史。给外系学生讲课，难度大，必须派好老师。可这个传统，后来难以为继。很简单，大家都想把好老师留下来，教本系的学生。这么一来，又开始互相挑剔对方派的老师不好。再到后来，要不中文系自己培养外国文学教师，要不改为专题性质的选修课，要不以比较文学专业开设的若干课程取而代之。目前的状态是，必修课的课时有限，政治课又不能减，各专业都力保自己的当家课。越是好大学，专业性越强，中文系里的外国文学课，于是变得“妾身未明”，处境颇为尴尬。我担心的是，这么发展下去，中文系学生的趣味与学养是否会变得太狭窄。当然，你不开课，喜欢文学的学生，照样也会阅读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但课程设置与个人爱好，有很大的差异；从长远看，制度性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横向地看，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与港台以及国外的文学系有什么差异？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各专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我说看不出差距，因为根本没法比。跟哈佛东亚系比，那没有意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本国语言文学教育跟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比就得跟耶鲁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东京大学的国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系比，可这又一时三刻说不清楚。这话后来常被人引用。

　　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大陆，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能言善辩，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陈平原：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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